前一类变量包括误判和漏判的成本，以及决策成本本身。
[11] 但是，人民之财产，非依法律，不得征用、征收、查封或没收。因此，人权入宪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不得善终的悲惨命运。
《中华民国宪法》于1947年1月1日正式公布。[50] 转引自[美]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38]《东方杂志》，1904年第5期。而且，一切革命都在扩大人们的野心，而推翻贵族制度的革命尤其如此。其中的缘由什么？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中国深受数千年的封建余毒的影响，在人治思想的浸染下没有给法治理念留下丝毫生长空间，在政治实用主义的支配下，将法律工具化。
政权相对稳定后，在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是否需要制定宪法问题上，中央存在分歧。[35]《毛泽东文选》（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30]《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68页。
[31]张希坡：《革命根据地法制史》，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331页。这部宪法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35]。并应于二十四小时内向逮捕拘禁之机关追究，依法处理。然而，由于党的路线和政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动着，因此宪法也随之一个个过时[43]，修宪也以执政党的政策作为修宪的唯一或主要依据[44]。
[27]《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第7条。[8]但是，人民财产因公共利益之必要，得依法律征用或征收之。
[15] 物质帮助权是指，人民为行使政治上各项自由权利，应受到政府的诱导与物质帮助。[46] [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48]还有学者认为，从世界宪法史看，存在三种类型的宪法，一是革命宪法，一是改革宪法，一是宪政宪法，我国现行宪法是宪政宪法。从1955年6月到1957年12月，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严格禁止城市部门私自向农村招工，限制农民进入城市。
[25]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历部宪法文本中基本权利规定的详情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历部宪法关于人权的规定波动很大，尤其是自革命根据地时期以来的人权立法几经波折。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最后，通过司法来贯彻政策。
由于边区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封锁而面临着物质匮乏的艰难处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一改《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所确立的8小时工作制，而采取10小时工作制。[37] 由于建国初期城乡经济差别巨大，为了便于管理、防止国民党伺机反攻大陆，政府加强了户籍管理制度，其后将该制度变成了一种控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手段。
从78年宪法开始，宪法逐渐由斗争型向建设型转变。[33]所以，为了发扬民主，加强经济建设，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要办选举，搞宪法。
通常，政策应通过行政、立法、司法来具体实施。政策与法律 法学的基本方法在于对法律文本的理解与阐释，而宪法学研究的出发点应当是对宪法文本的研究。[40]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8页。见《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8条第2款。[50] 侯宇，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虽然1954年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规定较为详尽、周全，成为其后的82年宪法的蓝本，但是，这部宪法颁布后的几个月便开始社会主义改造，随之而来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社会变革使宪法形同虚设，它事实上几乎没有发挥作用。
司法的职能是适用法律，然而法律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优点，但是滞后性时期不可避免的缺憾。因此，人权入宪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不得善终的悲惨命运。
[26]《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第6条。边区还突出强调保护地主、富农、资本家的人权，明确规定凡因反对边区逃亡在外者，返回边区自愿遵守法令，一律既往不咎，并受法律保护。
[6]但是，公益上必要之处分，以法律之所规定。[28]此阶段对人权的保障规定极为简洁，但是阶级性鲜明、有时甚至出现极端倾向。
《钦定宪法大纲》仅仅是清王朝苟延残喘、维系其统治的无奈之举，因此，其中并没有规定人权的内容，而仅在附件中赋予了臣民最低限度的权利与自由。[42]此时，斗争已失去了对象、靶子，如哈维尔所言：革命的法条松动了。为了摆脱《临时约法》的制约，袁世凯于1913制订《天坛宪草》，后于1914《中华民国约法》，将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强化中央集权。[39]《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9页。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面对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还政于民的窘迫局面，于1936制订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在基本保留《训政时期约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同时，取消了对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所作的限制。但是，为了如火如荼的文革的需要，罢工权重现在1975年宪法中。
为了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要制定就最高纲领来调动人们即将松懈的革命热情。【注释】 [1]见张翔在浙江大学《中国宪法学的方法与基本范畴》圆桌会议（2004年11月）上的发言。
逮捕拘禁之机关对于法院之提审，不得拒绝或迟延。20世纪的中国宪法，尤其是下半叶中国宪法的最大特色与弱点就是主观政治宣言太多，这大大降低了宪法的法律性与权威，人们忘记了真理和道德的性质决定了他们不可以通过法律命令来实现。
对于中国宪法问题的解答，不应当是以政治学或者其他学科的原理进行的‘应然性分析，而必须是对中国宪法文本的阐释与适用。见《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36）第9条第2、3款。其中的缘由什么？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中国深受数千年的封建余毒的影响，在人治思想的浸染下没有给法治理念留下丝毫生长空间，在政治实用主义的支配下，将法律工具化。[28]《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第14条。
政治实用主义式的人权入宪的另一原因，在于角色错位。[48] 周永坤：《中国宪法的变迁——历史与未来》，载《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4-5页。
综上所述，综观整个中国宪政发展史，理应作为最高宗旨的人权保障却总是出于种种原因而让位于本应履行人权保障义务的权力，权利总是让人感到如此困惑和无奈。[29]《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1页。
关于此亦可从有关国家权力设置的宪法规范中窥见一斑：多为权力的宣示，鲜有约束、制衡权力行使之条款。[50] 转引自[美]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